柯维思想体系漫谈|七个习惯中的生理学与心理学
际上,柯维博士在这本书的不同篇章中也引用了一些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在习惯1主动积极和习惯2以终为始中。
当我们谈到《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时,通常联想到的是“个人领导力”、“个人成长体系”这些关键词。实际上,柯维博士在这本书的不同篇章中也引用了一些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在习惯1主动积极和习惯2以终为始中。在这篇文章中,我来介绍几条七个习惯背景墙上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





在习惯1的开篇,柯维博士就用鲜明的观点指出在20世纪早期所流行的“三种人性决定论”的局限性。这三种论调分别是:



1. 基因决定论

2. 原生家庭决定论

3. 环境决定论



柯维承认这三种力量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说它们“完全决定”了人的一生,那么就有失公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理论形成的根源大都可以追溯到“巴甫洛夫的狗”实验,而人是一种高级动物,具备低级动物所没有的独特禀赋,所以,把动物实验的结论直接移植到人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这个“巴甫洛夫的狗”是怎么回事呢?



巴甫洛夫是19世纪俄罗斯著名的生理学家,也是俄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创立了“条件反射”学说,这正是通过他持续多年的“狗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





简要地讲,巴甫洛夫用狗作为实验对象,研究动物的“刺激-反应”模式。如果把一盆骨头(刺激)放到狗面前,狗就会不受控制地流口水。这是由动物的本能(基因)所决定的,这种反应是“无条件”的,所以巴甫洛夫称之为“无条件反射”。



后来巴甫洛夫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



如果在狗狗面前摇铃铛(刺激),通常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狗的基因对这种刺激并没有特定编码。但是,如果每次都先摇铃铛,然后再把骨头拿过来,时间长了,“铃铛”和“骨头”在狗的认知中就形成了一种关联。到了后来,只要一摇铃铛,即使没有骨头,狗也会忍不住流口水,就好像本能反应那样。狗一听铃铛就流口水,这种反应模式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的“训练”让它习得了这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所以巴甫洛夫称之为“条件反射”。



而刚才说到的三种“决定论”,基本就是巴甫洛夫实验结论的推演。这种理论把人看成是“巴甫洛夫的狗”,认为人的行为一方面被本能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会被过往的生活经历所“训练”,形成某种不受控的“条件反射”。信奉这种观点的人,经常可以轻轻松松为自己不当的行为找到理由,比如:“没办法,我天生就是暴脾气”,“我爸就是把我揍大的,所以我现在揍我儿子天经地义”。



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七个习惯中所说的“消极被动”(Reactive),这种思维方式甘愿把人降级为较低等级的动物,而忽略了人独有的高级大脑所具备的天赋,比如:自我觉知,想象力,分析权衡,有意识的选择等等。正是这些独有的天赋,使得人们有可能实现“主动积极”(Proactive),跳出过往生活经历的训练,抑制生物本能的冲动,主动做出自己的选择,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所以,总结来讲,七个习惯的主张是:“巴甫洛夫的狗”实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照搬到人性,因为人天生具备动物没有的禀赋。这正是“主动积极”可能得以实现的生理学基础。



实际上,有关“决定论”的思辨不只发生在生理学界,在20世纪的心理学界中这也是重要的课题。



比如,七个习惯中提及了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与巴甫洛夫基本是同龄人,他的学术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七个习惯中,柯维博士曾引用过弗洛伊德的名言:被压抑的情感从未死去,它们被活生生地埋葬,在后面以更丑陋的方式重新回来。用来说明“输赢”这种思维方式在长期人际关系中是不可持续的。



然而,在“决定论”方面,柯维与弗洛伊德的主张截然不同。弗洛伊德的主张大致是:童年发生的事情基本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进而决定了人的一生,基本上不太可能改变什么。



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有极大的争议性,但是,在弗洛伊德那个年代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





不过,随着20世纪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不同的学术见解应运而生。现在就要介绍七个习惯中详细介绍的另外一位奥地利心理学家,他的名字是维克多·弗兰克尔。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写的《自由与责任-奈飞文化与柯维主张》(点击文字查看详情)那篇文章,可能对弗兰克尔这个名字会有印象,他曾经提议美国除了在东海岸有“自由女神”,还应该在西海岸修建“责任女神”,以彰显“自由”与“责任”的相辅相成。







弗兰克尔和弗洛伊德是奥地利同胞,两人相差50岁,但居然成为了师生关系。弗兰克尔天资聪慧,在上中学时就写信给弗洛伊德,探讨学术问题。16岁时,经过弗洛伊德的引荐,就在国际心理期刊发表文章,可以说是天才。但是,最终师生两人因为观点分歧而分道扬镳。



弗兰克尔坚定地反对决定论,主张人有“终极自由”,也就是不受环境控制而独立选择的自由。弗兰克尔的研究成果后来成为了习惯1主动积极和习惯2以终为始的基础。



与巴甫洛夫和弗洛伊德不同,弗兰克尔的学术观点既非来自对动物的实验,也非来自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而是来自弗兰克尔本人的个人经历。



作为一名犹太学者,他在30多岁时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德国纳粹的战争机器入侵了维也纳,把弗兰克尔和他的家庭投入了集中营。从此,他在死亡集中营中度过了3年多,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期间因为疾病、饥饿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他多次濒临死亡。作为心理学家,他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敏感度去观察人们每日置身于死亡威胁时的种种反应。这些观察更加坚定了他的看法: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人,同样恶劣的环境下,不同人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有人选择精神上的放弃,很快就因为身上的疾病致死,或者因为失去劳动能力而被投入毒气室。而弗兰克尔和其他人选择争取活下去,虽然没人知道能否活到明天,但他用尽一切办法能活过今天。



正是这样的亲身经历让弗兰克尔彻底反对弗洛伊德的“决定论”。他在后来的那本名著《活出生命的意义》(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的“影响美国十本著作”之一)中写道: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肮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人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



如果你有机会来参加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版权课程培训,将能够看到柯维博士在视频中亲自讲解弗兰克尔的集中营故事。



作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治疗方法,他称之为“意义疗法”(Logotherapy)。他认为,很多精神疾病,比如严重的抑郁症,是因为苦难经历使人内心产生的空虚和无意义感。如果能够帮助人们找到自己心中的意义感,找到苦难中的意义,就可以恢复精神的正常秩序,并且重新激发出人的智慧和能量。



看到这里,熟悉七个习惯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其实就是习惯2以终为始中“人生使命宣言”的心理学基础。撰写让自己满意的人生使命宣言的过程,就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意义感,避免精神的困顿。反过来,缺乏意义感的人经常患上“空心病”,造成精神的困顿,比如:患得患失惶惶不安,犹疑纠结无法选择,意志薄弱容易崩溃,智力才能压抑埋没。



“意义疗法”本来是对精神病患者的一种治疗方案,而“人生使命宣言”能够改进每个健康人的生存质量,从这个角度讲,撰写人生使命宣言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心理学”的自我干预方法(“传统”心理学主要医疗病患)。



撰写使命宣言的过程需要充分调动一个人的想象力,在脑海中生成自己渴望的图画。这正是“右脑”特有的功能。在习惯2的论述中,柯维博士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开发右脑的重要性。当我一想到七个习惯的编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就感觉柯维的观点很有前瞻性。下面,我结合七个习惯原著,以及当代脑科学研究的新进展,简单介绍一下有关“右脑”的生理学知识。



人的大脑由左右两个半球构成,中间的连接组织叫胼胝体,由3亿条神经纤维构成。两个半球看起来完全一样,但在功能上却截然不同。以前,生理学家们会研究大脑受损的患者,来研究人脑的分工。在近代,因为有了更新的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科学家们可以捕捉到大脑在思考时的“动态卫星云图”。





(FMRI图像)



虽然分成两个半球,但是它们并非是割裂开来的。相反,几乎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这两个半球都会同时工作,但是活跃程度是不一样的。左脑主要负责分析、计算、语言、逻辑推理。而右脑主要负责整体推理、创造力和非语言的表达。柯维又把右脑称为“格式塔”(格式塔心理学是诞生于德国的一个心理学流派,主张“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从整体而非局部认识事物)。



柯维博士谈到,以前我们生活的社会基本是“唯左脑论”的,看重的是语言、计算和逻辑(我觉得现在依然是,想想当代学校里的那些“主科”吧),而在习惯2以终为始中,“一次创造”的过程最需要的恰恰是“右脑”。只有当一个人愿意暂时放下左脑的精准计算和局部分析,充分调动右脑的功能,比如视觉化想象,创造整体印象,超越时间束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一次创造”。



对于在左脑体制下成长的员工来讲,让他们“接入右脑”有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富兰克林柯维公司在这个环节的课件中配备了多段极具艺术性的优美视频。在七个习惯的课堂中,随着激荡人心的音乐和画面,学员更容易在现场打开右脑,平生第一次写下自己的人生使命宣言。经常有学员情不自禁,一边写一边流淌下热泪。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只有在打开右脑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好了,又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在这篇文章中,我介绍了隐藏在七个习惯理论背后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我们一起认识了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以及弗兰克尔,知道他们分别创立了条件反射学说、精神分析法和意义疗法,并且快速了解了右脑的独特优势。



柯维博士汇集了这些科学巨匠的理论,形成了七个习惯的基础,特别是习惯1主动积极和习惯2以终为始。我希望本文能帮助你以全新视角认识七个习惯,也希望你有机会亲身体验七个习惯版权课程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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